被誉为“百科全书”的《红楼梦》涉及多维度的知识，译者霍克思在翻译这些知识时，采取了不同的处理方式。以牙牌令为例，它是一种中国传统的宴会游戏，行令者根据牙牌牌面作令，兼顾文雅与趣味。霍克思通过考据中国传统史料，从牙牌点面所代表的具体形象升华至其所蕴含的抽象象征，运用溯源、类比、联系等多种学习手段了解和接受牙牌令这一知识，最终通过翻译让牙牌令这一知识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得以再生。通过回溯这一过程，可以深入挖掘译者霍克思知识生成的内在原则及其行为动机。

1.  霍克思知识生成的方式

信息的增添和删减是霍克思加工和再生产牙牌令这一知识的具体方式。霍克思主要通过翻译文本来实现知识生成，除此之外，他还增添了一系列附加信息来丰富译文，其中包括但不仅限于添加副文本、将专有名词首字母大写等。这些附加信息使译文更加丰富且更为准确地传达原作中的知识内容，增强了译文的完整性和可读性。霍克思还倾向于在翻译中对拟生成的知识进行选择，重点生成核心知识。对于核心知识，霍克思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这里的核心知识指的是对情节叙事产生直接影响的知识。而对于原文中的冗余或细枝末节的知识也就是非核心知识，他通常采取删繁就简的处理方式，以减轻相应的知识负荷。以上行为意味着在翻译过程中精选出影响读者理解主要内容的知识，同时删减那些无关紧要的知识，以确保译文更加流畅和精炼。信息的增添与删减看似矛盾，但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霍克思却运用得非常频繁。本节将围绕这两种处理方式分别举例论述。

1.1 信息的增添

在翻译牙牌令时，霍克思习惯在正文中进行增译来补出一些信息。如下例所示，霍克思增添了《西厢记》和杜甫诗歌的相关信息，来帮助英语读者理解这些知识信息在小说情节叙事上的作用。

例(1)

鸳鸯又道：“左边一个‘天’。”黛玉道：“良辰美景奈何天。”宝钗听了，回头看着他。黛玉只顾怕罚，也不理论。鸳鸯道：“中间‘锦屏’颜色俏。”黛玉道：“纱窗也没有红娘报。”鸳鸯道：“剩了‘二六’八点齐。”黛玉道：“双瞻玉座引朝仪。”

(曹雪芹、高鹗2005: 546)

译文：

‘Sky on the left, the good fresh air,’ said Faithful, putting down a double six. 

‘Bright air and brilliant morn feed my despair,’ said Dai-yu. 

Bao-chai, recognizing the quotation, turned and stared; but Dai-yu was too intent on keeping her end up to have noticed. 

‘A four and a six, the Painted Screen,’ said Faithful. 

‘No Reddie at the window seen,’ said Dai-yu, desperately dredging up a line this time from The Western Chamber to meet the emergency. 

‘A two and a six, four twos make eight.’ 

‘In twos walk backwards from the Hall of State,’ said Dai-yu, on safer ground with a line from Du Fu. 

(Cao 1977: 301)

在这一情节中，黛玉行牙牌令时，引用了《牡丹亭》中的诗句“良辰美景奈何天”(汤显祖2005: 53)，随后又参考了《西厢记》中的“纱窗外定有红娘报”(王实甫2005: 55)。黛玉的这两处引用并非偶然，事实上，黛玉在原书第二十三回“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这一章回中，就已经和宝玉共读了西厢。因此，黛玉才会在牙牌令一情节中，情急之下引出《西厢记》中的诗句。同时，黛玉的引用也引发了第四十二回的故事，宝钗劝诫黛玉“看杂书容易移性情”这一情节(曹雪芹、高鹗2005: 567)。由此看来，霍克思所增添的“The Western Chamber”，点明了此处引用出自何处，对于上下文情节的连贯至关重要。倘若霍克思未在此处点明“《西厢记》”这一信息，读者便会出现阅读的断层。黛玉的前两令分别出自《牡丹亭》和《西厢记》，所以，最后一令，霍克思补出“on safer ground with a line from Du Fu”(Cao 1977: 301)这一信息。在他看来，黛玉引用杜甫的诗句“双瞻玉座引朝仪”(杜甫1998: 126)，较于前两令引用“杂书”，是相对稳妥的做法。霍克思补出“《西厢记》”和“杜甫”这两条信息，显然加入了译者自身对情节发展的考量，这也恰恰体现了译者对背景知识的觉察。值得一提的是，霍克思曾做过杜甫诗歌的翻译，他译写的《杜诗入阶》也反映了他对杜甫诗歌的个人理解。霍克思对杜甫诗歌整体风格的把握使他能够进一步思考黛玉诗学观点与杜甫诗歌之间的关系。在《红楼梦》前四十回中，曹雪芹曾多次引用杜甫的诗歌，第四十回至八十回中，黛玉与杜甫诗歌的关系越加频繁。因此，霍克思选择在此章回增添“杜甫”的信息，也是为后文做了良好铺垫。

此外，霍克思还罗列了行令者及其牌面，他将牌面绘制成图，用黑白来区分绿红二色，让英语读者清楚直观地明白牙牌令及其相应的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牌面在原书中并不存在，是译者霍克思根据书中人物鸳鸯的口述，自己绘制而成。通过他的绘图，读者可以更加直观地了解这一知识，也更方便理解原文中牙牌令的游戏规则。

1.2 信息的删减

霍克思倾向于对非核心知识进行内容上的删减，以保证译文的整体呈现。比如，他并没有过多解读牙牌令这一整个宏观知识中的一些附带知识，如乾坤卦象、文学引用或历史典故等等。这些知识具有非核心、边缘性的特质，和主要情节与叙事关联较弱。对于此类知识进行解释或关注过多，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使其阅读重心发生偏移。这种删繁就简的处理方式有助于减少读者的负担，以情节为重，使译文更加清晰，从而使读者更易于理解原作并沉浸其中。

例(2)

六桥梅花香彻骨。(曹雪芹、高鹗2005: 543) 

译文：

By Six Bay Bridge the flowers smell sweet. 

(Cao 1977: 300) 

例如，贾母的“六桥梅花香彻骨”一句，提到梅花相关的典故。前者“六桥”代指六点，指的是跨虹、东浦、压堤、望山、锁澜和映波六座桥，这六座桥为北宋词人苏轼所修，建于杭州西湖苏堤之上，这也从侧面反映了贾母的博物洽闻。霍克思选择将其简单译为“Six Bay Bridge”，仅使用首字母大写进行强调，并没有过多补充相关知识，原因就是这些知识对小说情节叙事并没有产生直接的积极影响，与小说其他部分的情节叙事或人物形象建构也并未形成关联和呼应。

例(3)

日边红杏倚云栽。(曹雪芹、高鹗2005: 544-545)

译文：

Apricot trees make the sun's red-petalled floor.

(Cao 1977: 301)

同样地，与湘云相关的牙牌令“日边红杏倚云栽”一句，出自唐代诗人高蟾《下第后上永崇高侍郎》一诗，意为及第者有所凭恃、承蒙皇恩。它曾在《红楼梦》一书中频繁出现，分别在第五回、第四十回、第六十三回以判词、牙牌令、花签的形式出现。曹雪芹行文中惯用谶语，或吉或凶，都起到预示人物结局的作用。无论从何种角度解读湘云的命运，这句诗都提供了一定的方向指引。但是，霍克思将“日边红杏倚云栽”译为“Apricot trees make the sun's red-petalled floor”，显然只译出了该诗的字面意义，对于其后的谶语则规避不提，留够空间给读者自己去体会。这是霍克思的有意处理，虽然该诗在《红楼梦》中多次出现，但他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回避该谶语的解释，就是为了保留该诗句作为谶语的意义。谶语一旦被解释，就失去了其价值，对读者而言，也就失去了阅读的意义，小说本身的精妙也就难以在译文中再现。在宋淇和霍克思的信件中，“霍克思说道，‘我在译文中也不加任何解释，因为我想在译文中保存一点不可解的谜，就像原作中有浑不可解之处一样’”(宋淇2000: 338)。所以，霍克思对非核心知识的删减也可谓是他的一种别出心裁。

霍克思英译牙牌令过程体现了他知识生成的方式、内在原则和行为动机，而这三者有机统一，环环相扣。霍克思对知识生成的方式体现了他对知识生成的原则和动机。情节叙事的连贯与完整和读者接受下的可读与易读是霍克思翻译的出发点，这也要求霍克思对知识生成的原则有所定义，即以译介核心知识为主、减轻非核心知识负荷为辅。在此两点基础上，霍克思选择采取信息的增添和删减，以保证良好的译文整体呈现。

霍克思英译牙牌令的知识生成彰显了译者如何在文学作品的知识生成过程中发挥其主体作用。知识在文学文本中的生成与译者整体的翻译行为紧密相连，与其行为动机也相吻合。对译者而言，知识的翻译和文本的翻译具有一定程度的统一性。霍克思英译牙牌令的知识生成，揭示了译者是如何促进知识的跨文化流动。这种翻译行为不仅仅是语言和文化的转换，更是一种复杂的知识重构和再现过程。译者主导知识生成，对译者角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既要确保对原作精神和内容的忠实呈现，又需促进新的知识从地方走向世界。

当然，译者在文学翻译中的知识生成研究仍面临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也值得进一步探索和讨论。通过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译者在文学翻译中对知识生成的复杂影响，以及其对促进知识交流的重要贡献